蔡子強﹕政治作為一種志業 ——重溫韋伯以及反思總辭
(明報)2009年10月1日 星期四 05:10
【明報專訊】最近,重讀社會學殿堂級宗師
韋伯 (Max Weber)所著的鴻文Politics as a Vocation(政治作為一種志業),重溫一下作者所述,政治家由業餘性質轉變為全職和志業式,當中的歷史背景,以及心態上應有之改變,頓覺百般滋味在心頭。
義工式參政vs.全職從政
香港人有一種很奇怪的偏見,就是從政(這裏主要指參選)最好都是兼職性質,自己原先有著一份薪高糧準的好工,最好更是專業人士,從政只是工餘、「做義工」、「捱義氣」性質,那樣才夠「馨香」和「矜貴」。相反,全情投入,並以此為志業的,卻很易被人看不起,認為只是「靠政治搵飯食」、「撈政治油水」。
香港人至為矛盾的地方是,從一個抽象的層面,他們又會埋怨從政者投入不夠,會要求他們當個全職議員,令公帑付得物有所值。
對於某些尊貴議員來說,正正是因為從政,在他們心目中只屬義工性質,原本以為難得紆尊降貴,應受輿論簇擁,但當發現諸事不順,批評接踵而至時,便很易氣上心頭,萌生「最多唔做」的念頭。
如果你年輕時滿懷理想,立志建設香港,全職、全身投身從政,為政治理想打拼,從基層例如區議員,從低做起,點滴積累,對不起,你是不會被很多港人所看得起的。我想大家最好記得,港人至今仍然情有獨鍾,餘情未了的末代港督
彭定康 ,他大學畢業便當保守黨黨工,再晉身國會,由始一條心的發展自己的政治事業。他的政治造詣,一身亮麗的政治技巧,就是如此經年累月,一點一滴的積累回來的。
一磚一瓦得來不易
念書時,我曾參與學生運動,畢業後最終沒有從政,而選擇以公共知識分子的崗位,繼續我的參與,這麼多年來沒有間斷。但對於那些畢業後花了二三十年時間,在第一線經營民主運動的朋友,我是心存敬意的。本土民運的組織基礎,就是由他們一點一滴,打了一場又一場的選戰,成立了一個又一個議員辦事處,充權了一群又一群的街坊,築起了一個又一個據點……所艱辛建立起來。而正正也是這些組織基礎,為20年來的
六四 燭光晚會、七一50萬人上街,以及無數次為民主為民生的帶領群眾上街,提供了客觀物質和組織基礎。
真正一手一腳建立這些基礎的
民主派 朋友,會知道一切得來不易,實在應該萬分珍惜。但今天,他們因此對總辭和保留有所保留,卻被攻擊為戀棧權位,而那些倡議者、泛民新貴認為自己才是勇敢,才是真正的民主派。我想我們是應該把鹵莽和勇敢兩個概念分開的。
民主路上的毅行者
為什麼二三十年來把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人,例如
何俊仁 (雖然他也是一個律師,但大家都知道,他以義務性質接了很多人權官司,我由衷地相信他是真的把民主運動當作自己畢生志業的),提醒大家要珍惜一切得來不易,反而要被指摘,反而要被粗口羞辱﹖
過去20年來,香港民主運動途上,出現過不少把話說得慷慨激昂的人,民主理念有幾徹底說得有幾徹底,但恍如燒完一次煙花後,這些人到今天便芳蹤杳然。民主運動是要走一條細水長流,可持續之道路的。我相信何俊仁等人,都是這條道路上的毅行者。
向
陳日君 樞機進一言
最近陳日君樞機開腔,認為政府一旦未能提出為市民所接受的方案,23 名泛民便應立即總辭,並說沒有理由做下去云云。但總辭之後,泛民應不應該完全放棄議會路線,以後連
區議會 也不選﹖樞機卻沒有說明,只說:「唔理啦,辭職先啦。看看會發生什麼事,(泛民)應該負這個責任。」
雖然我不是一個教徒,但卻一向都很尊敬陳日君樞機,敬重他敢於為弱勢社群(例如無證兒童)發聲,體現基督那種最無私的愛,連所有人都避之則吉的痲瘋病人也願意觸碰。但正正因為有期望,才會有失望(我是不會為某些政客失望和難過,只會憤怒)。我衷心希望這不是樞機一時意氣之下說的晦氣說話。
樞機是一位宗教領袖,擁有非凡的影響力,所以更應小心自己一言一行的影響,如果因為他輕率、沒有深思熟慮的一句話,而把民主運動逼上一條不歸路,讓整個民主派以及民眾來承擔沉重代價,那將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。
韋伯:慎防「沒有結果的亢奮」
韋伯在〈政治作為一種志業〉一文中提到,「志業政治家」要有三種人格上的條件,就是:熱情、責任感和判斷力:
所謂熱情,就是「一種『切事的』熱情,一種對一件『踏實的理想』的熱情獻身……(而非是)「沒有結果的亢奮」……稱為『革命』的狂歡會中,一種不會有任何結果的『以理知上的有意思為尚的浪漫主義』」;
「只有熱情是不夠的。政治家不在於熱情本身,而是要在用熱情來追求一項『踏實的理想』之同時,以對這個目標的責任為自己行為的最終指標。」
所謂判斷力,就是「心沉氣靜去如實面對現實的能力;換句話說,也就是一種對人和事的『距離』」。
韋伯也提到虛榮心是政治家的死敵。如果容我下一個註腳的話,就是那種但求政治正確,搶佔道德高地的虛榮心。韋伯還說,「在囂張但完全空虛的作態後面,隱藏的是內在的軟弱和無力」。
有關5區總辭和以補選作公投、又或者甚至23泛民
立法會 議總辭,我的朋友如馬嶽、呂大樂和葉建民,已經分別在報章撰文多番探討過,也幸好在狂飈中,仍然有著他們這樣清醒的腦袋,為
輿論帶來一些暮鼓晨鐘。
請以文明來說服我
◆總辭和公投會否淪為一種「沒有結果的亢奮」、「浪漫主義」式的熱情﹖
◆如果那是一種「踏實的理想」的話,它們會如何令我們走向雙
普選 更近,當中的具體路徑、步驟如何﹖與中央、
特區政府 產生怎樣的互動和博弈﹖
◆現在的民意、民情如何﹖總辭和公投是讓我們和群眾走得更近,還是走得更遠﹖
◆總辭和公投對泛民的地區組織、財政、團結等,會造成怎樣的影響﹖會否是一條不歸路﹖
◆總辭後如果中央、特區政府不為所動的話,下一步可以如何走﹖
政治家有責任把這些細節說清楚,仔細而非口號式(諸如什麼光明與黑暗的最後決戰)的說清楚,心沉氣靜的說清楚。
我想我們都不一定教條式的反對總辭、公投等,我們所反對的,只是韋伯所提的那種「沒有結果的亢奮和浪漫主義」,又或者「燒煙花式」但求一次過璀璨的狂歡會,以及不談方案,只談「身後事」的捨本逐末。
請以文明,而非謾罵和粗口來說服我。
#韋伯的〈政治作為一種志業〉原文是德文,筆者這裏參考的,是收錄在
台灣 學者錢永祥所編譯,《韋伯選集第一卷:學術與政治》一書當中的版本。
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